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一次缔约方会议(COP31)以“落实”为主题,政策指向相当明确。从巴库会议确立的每年1.3万亿美元资金动员目标,到贝伦路线图,再到安塔利亚会议,各方在政策表述层面已就行动方向形成广泛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既有承诺至今即未能有效地转化为企业资本投入中的气候支出,也未能系统性地进入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决策与家庭的防灾保险安排。
承诺与行动之间的落差,不能简单归因于对气候风险认知的缺失。事实上,巨型台风、洪涝、森林火灾与极端高温等灾害在近年频繁发生,并正在将传统意义上属于远期情景的气候损失转变为当期损益。而与风险认知问题相比,更值得关注的结构性现象是为何在灾害成本持续上升的同时,社会资本却大量滞留于账面。这一资金配置与风险演变之间的错位,较之升温幅度的技术性争论更具讨论价值。围绕这一错位,本文提出三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一,气候资金缺口的形成机理何在,其约束究竟在于目标设定,还是在于机制设计?其二,企业在气候转型中面临的投资障碍源自何处,是资产级数据缺失、核算口径分歧,还是合规负担过重?其三,全球气候治理的会议体系与标准体系是否存在过度供给,应当以何种方式实施结构性精简以增强可操作性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一、气候资金缺口的关键约束在于可执行的拨付机制
COP29确立的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提出,到2035年发达国家应牵头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动员不低于300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公共与私人部门合计力争达到1.3万亿美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COP31召开前夕发布的《2026年适应差距报告》则提供了相应的参照系。该报告测算,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每年的适应资金需求约为3050亿美元,而2024年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适应资金仅为282亿至317亿美元。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约为十倍,即便实现COP30提出的到2035年将国际公共适应资金增至三倍的目标,经通胀调整后也仅能满足届时需求的20%至29%,表明该缺口难以通过边际层面的努力予以弥合。
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统计口径。1.3万亿美元属于动员目标范畴,其中包含多边开发银行贷款、私人资本、再融资杠杆以及重复计价等成分,同一数字在政治声明与投资模型中所对应的含义并不一致。投资者在决策中真正关注的是拨付时点、资金流向、损失承担安排与回报计量方式等合同要素。上述要素若缺乏明确界定,NCQG在投资意义上仅相当于一份没有审计报告支撑的招股说明书。
私营部门适应投资的不足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据UNEP估算,私人适应资金虽有所增长,但其规模仅能缓解公共适应行动资金缺口的15%至20%,且主要用于满足私营部门自身的适应需求。这一格局说明,约束条件并非资本供给,而在于投资结构。在缺乏多边开发银行劣后安排、缺乏保险机制对尾部风险的转移、缺乏按减损效果付费的合同设计情况下,私人资本很难进入回收期长达数十年的韧性基础设施领域。
基于上述事实,笔者的判断是,气候融资的瓶颈已经越过出资意愿层面,转而集中于能否将政治承诺分解为可审计的拨付节奏与风险分担契约。COP31若仅新增一份路线图而未触及这一机制问题,其成果在性质上仍属于承诺会计,而非投资安排。
二、企业气候投资的双重约束在于数据缺失与合规负担
就国内情况而言,能源转型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国家能源局2026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13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约8%,占全部发电量的41.8%。煤电发电量占比继上半年首次降至50%以下之后,9月底进一步降至49.1%。然而物理风险构成了另一套核算逻辑。停产停工、存货浸水损失、保费上浮以及银行在压力测试后收缩授信等因素,通常不会反映在以减排目标为主线的政策文件中,却会直接体现于企业的利润表与现金流量表。
概括而言,企业同时会面对两类相互交织的成本约束。
第一类是物理风险成本。工厂是否位于洪泛区、供应链的哪一环节存在中断风险、高温天气将造成户外生产线和供应链多长的停产时间,此类问题在方法论上均属可测算范畴。但目前的灾害风险评估大多停留在城市与行业层面的均值估计,能够精确到单一工厂、单一仓库或单条生产线的资产级数据供给严重不足。数据精度不足,使物理风险难以纳入资本预算程序进行考量并投资。
第二类是减排成本,范围三排放的核算尤为突出。以整车企业为例,其范围三排放占比通常超过九成,上游涉及数千家供应商。若要求每家中小企业委托咨询机构开展实测核算,单家成本为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且核算结果在上下游之间往往缺乏互认基础。大型企业表面上具备较强的合规能力,实际上同时受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ISSB准则、国内交易所披露要求以及客户自定义模板的多重约束,需要维持多套数据体系,而相关投入却不会产生直接收入。
与此叠加的是国内评估与检查环节的重复供给。据一家制造企业向笔者提供的情况,半年之内该企业先后接受碳核算、绿色评级、环境信息披露、客户审厂与政府培训等多项安排,外聘机构费用与内部工时合计支出达数百万元,而企业却无法或很难说明此类支出所对应的损失规避效果。当减排投入从潜在的降本避险手段退化为单纯的合规支出时,中小企业的理性选择则是退出,而大型企业则倾向于形式化应付。一旦市场主体形成此种预期,减排机制的可持续性和可靠性即告瓦解。
尽管如此,仍有机构通过机制设计将上述账目理顺,其经验为依赖结构性安排而非理念倡导。香港领展房产基金在2023年极端暴雨导致商场地下层水浸之后,实施了防洪闸加装、设备抬升与排水系统扩容等改造,投入约500万港元,并与保险机构建立了绑定测算机制。以五百年一遇风暴情景为基准,其潜在损失降低一至两成,续保保费下降十数个百分点。该案例的实质在于,可计量的损失规避效果被写入保险合同,从而获得了市场化定价。
施耐德电气的实践则更适合供应链情境。链主企业向中小供应商开放碳核算平台并提供排放默认值,不要求全量实测,而是采用平台默认值结合抽样核验的方式形成数据,工具成本由链主承担,供应商相应减少人员投入。由此,减排数据工作从企业的审计负担转化为链主提供的准公共基础设施。
福建省的实践则提供了公共数据金融化路径的经验。该省将台风风险区划结果接入银行的气候风险系数与差异化保险费率体系,气候贷款与巨灾保险的定价不再仅依赖抵押品,而是纳入厂区排涝等级等因素。公共风险数据一旦进入金融定价环节,企业单方面承担气候投入的格局即被改变。
上述案例的规模均较为有限,但其内在逻辑一致。气候投入要具备投资属性,前提是减损效果可计价且数据资产可复用,否则相关投入将会长期依赖财政补贴与社会动员维持。
三、会议体系与标准体系需要结构性精简
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在运行形态上呈现出显著的仪式化特征。COP会议每年举办一届,配套的边会、倡议、自愿联盟与成果展示数量庞大,参与人数以万计,是规模盛大的年度“嘉年华”。安塔利亚会议主推电气化与零废弃物等自愿行动,其方向本身并无问题。但若产出仍停留在意向性表述层面,缺乏资金到位率指标、标准互认清单与项目级MRV机制,则此类投入在资源配置意义上难以自洽其合理性。
笔者认为,相关资源更宜投向三项基础性制度建设。
第一项是精简核算标准。范围三排放的十五个类别不宜采取一刀切要求。高暴露行业应优先锁定核心类别的核算义务,其余类别实行阶梯式过渡。中小企业更适用默认值工具包,避免为单一报表承担过重的咨询成本。国际准则与国内准则应建立双向映射关系,实现一份底层数据支撑多份报告产出。
第二项是合并合规事项,原则上实现一次核算、多方互认。碳核算、绿色评级与信息披露报送等事项应尽可能归并,监管检查的焦点应从形式性材料转向实质性减损效果。企业合规支出的绩效衡量标准,应是保费降幅、停产天数减少与订单留存等经济变量,而非报送文件的数量。
第三项是推动披露制度由自愿走向强制,并配套安全港安排。在自愿披露机制下,企业倾向选择性披露有利信息,市场价格因此难以有效反映气候风险。在强制采用公认方法核算并对善意差错免于追责的安全港制度下,企业才有充分激励和意愿提供真实数据。国内三大交易所的可持续披露指引已形成基本框架,配套实施细则应当尽快落地。
就国内政策而言,现阶段不宜急于增设新目标,优先事项在于打通存量制度。企业披露准则、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巨灾保险、气象风险数据与碳市场应共用统一的资产标识体系。当企业经营者能够以较低的认知成本理解自身风险敞口、所需投入与回收周期时,资本配置行为将自行调整。
四、从承诺会计回归真实投资
笔者在去年评论COP30时指出,全球气候治理方向明确而路径模糊。就COP31的成果观察,路径非但未见清晰,反而受到双重因素遮蔽。其一是资金承诺与实际拨付之间的制度真空;其二是标准、会议与评估体系叠加形成的合规成本。基于以上观察与分析,本文的结论可归纳为四点。
第一,气候融资的症结不在目标规模,而在于拨付节奏与风险分担契约的可审计性。政策重点应从目标宣示转向可核验的支付安排,否则资金目标难以脱离纸面状态。
第二,企业气候投入获得投资属性的前提,是减损效果可计价与数据资产可复用。香港领展、施耐德电气与福建的实践表明该路径是可行的宝贵经验,具备复制改进推广的价值。
第三,会议体系与标准体系需要实施结构性精简。标准精简、合规归并与强制披露配套安全港安排,构成三项可即时推进的政策抓手。
第四,国内政策重心应从增加目标转向存量整合。披露制度、绿色金融、巨灾保险、气象风险数据与碳市场共用统一的资产标识体系,其对资本释放的作用预计大于新增目标的宣示。
气候风险的演化不会等待治理文本的统一,且灾害成本将持续上升,这一压力恰恰为治理范式的转换提供了窗口期。政策议程的核心问题将由责任动员转向机制设计,即如何使减损产生收益、使数据具备复用价值、使一次核算获得多方认可。笔者的预判是,当企业发现不作为的成本高于减排投入,当家庭通过保险账单即可判断防灾投入的经济性,当投资者能够在组合层面识别气候风险折让时,资本的流动方向将无需依赖政策动员而自行调整。COP机制应当留下的核心成果,应该是一份可核验的支付凭证,其中应明确资金到账的时点、项目开工时间、防灾改造所对应的理赔降幅,以及范围三核算的统一计量基准。
归根结底,气候治理并不缺乏愿景,缺乏的是将愿景折算为个体与企业层面净现值的机制能力。而这一目标无法通过会议文本实现,只能依靠逐项核算与制度建设逐步完成。(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刘锋)
编辑:杜少军
声明:新华财经(中国金融信息网)为新华社承建的国家金融信息平台。任何情况下,本平台所发布的信息均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有问题,请联系客服:400-6123115
去新华财经APP看全文